文学写作的不及物性是西方现代文论中的一种重要观点，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文论中都有十分明显的体现。所谓及物性或不及物性原本是语言学中用来描述动词特征的概念，在现代文学理论中则被用来描述文学与外部现实的指涉关系。传统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写作要么是对外部世界的再现，要么是对作家主观思想和情感的表现，这种现代理论却认为，文学写作是一种基于语词符号的形式特征和修辞功能而产生的意义生产行为，由此产生的文本是独立自足的，并不指涉外部世界。这种反传统的观点尽管看起来是违反常识的，但由于其立足于现代的语言学和符号学思想，具有自身的学理依据，因此仍然是值得重视和关注的。
考察西方现代文论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文学写作的不及物性是从语言的不及物性推论出来的。有关语言的不及物性理论发端于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包含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其中能指是指语词的语音，所指则是指语词所表达的思想观念，因此他把语言只看作表达意义的符号，而没有将其视为指涉或表征世界的工具。叶尔姆斯列夫进一步消解了语言的实体性，把语言看作一种纯形式的表意系统。福柯认为，西方语言从19世纪开始，不再是一种透明的工具，而是变成了一种独立自足的实体。保罗·德曼则强调，语词符号不是表征对象的工具，而是一种修辞的手段，对于修辞效果的追求必然压倒对于指称的真实性的诉求。
西方现代文论产生于语言论转向的大背景下，因此也受到了这种语言观的影响。罗兰·巴特早期的“零度写作”理论强调语言是写作的主体，反对萨特提出的通过写作介入现实的主张，实际上就隐含着写作是不及物的观点。福柯认为，由于现代语言不再是透明的工具，因此现代写作也不再写实，只是一种纯粹的写作行为。在福柯的启发之下，罗兰·巴特明确提出了不及物写作的概念，他把写作区分为及物和不及物两种类型，认为传统写作是及物的，是为物而写的写作，写作的内容高于语言，语言只是表达的工具，文本依靠语言的中介通向了一个非语言的世界；现代写作则是不及物的，语言本身就是写作的对象，写作所指向的是语言的审美性特征，由此产生的文本是独立而自律的，并不通向外部世界。保罗·德曼从语言的修辞性特征出发，认为文学写作是一种修辞行为，作家对于修辞效果的追求常常压倒其对于真实性的诉求，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关系也会迫使作家有意无意地偏离写作的初衷，使得文本的意义与其最初的表征对象之间谬以千里。
纵观上述理论谱系，可以看出写作的不及物性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依据：一是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这种理论只关注语言的表意功能，不关注语言的指物功能；二是语言的封闭性、自主性和不透明性，认为语言并不是一种透明、驯服的工具，而是一种封闭的实体；三是现代写作的风格特征，19世纪后期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致力于各种形式试验，使得文学作品的形式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晦涩，作品的意义也变得难以追索，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模糊不清，这就促使文学理论致力于寻找现代写作与传统写作之间的差异，由此产生了现代写作是不及物的主张。
客观地说，这些依据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都具有明显的片面性。首先，符号的指物功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语言符号不仅是用来表达意义的，也可以用来指涉外部世界，借口单个语言与外部对象之间不具有内在的关联而否定语言的指物性，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其次，语言尽管不是一种透明的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写作就只能把语言自身作为表现对象，事实上罗兰·巴特引为零度写作典范的福楼拜、马拉美、加缪等人，其作品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指涉着外部现实，而他自己晚年试图进行的中性写作最终也胎死腹中；第三，现代写作较之传统写作的确具有更加复杂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但也并不因此就蜕变成了彻底的不及物写作，写作的修辞性和文本的互文性都只是使得文本与现实的关系变得复杂而曲折，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了。即便如德曼所说文本的指涉对象常常偏离了作者的初衷，但这其实只是使得文本最终获得了新的指涉对象而已。诸如布朗肖那种语言迷宫式的写作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语言的指称和所指，使写作变成了一种语言或能指游戏，但这恰恰说明不及物的写作并不是语言和写作的本性使然，而只是极少数作家的风格追求。
据此我们认为，无论是语言还是写作的不及物性，都不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即便某些作家如布朗肖，可以通过特定的技巧和手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写作的及物性，然而显然有更多的作家和作品告诉我们，写作是可以及物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证明写作是及物的，而在于说明写作究竟是如何及物的。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理论启示我们，文学写作是通过语言符号来表意和指物的，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就是写作行为中符号与物的指涉关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必须修正索绪尔的符号学模型，引入符号的指物维度。为此我们主张，符号的结构不是二元的，而是三元的，每个符号都是由符形、符指和符义构成的，其中符形是指符号的外在形态，如语词的语音、语形，音符的音调等，与索绪尔所说的能指相对应；符义是指符号所表达的意义，与索绪尔所说的所指相对应；符指是指符号所指涉或表征的对象，与弗雷格所说的指称相对应。
写作对物的指涉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物的符号化问题。这一问题所面临的主要难题在于物的个体性、具象性与符号的一般性、抽象性之间的矛盾。具体地说，文学写作所运用的主要是语词符号，语词总体来说是一种皮尔斯所说的规约符（symbol），其特点是符形是由语言共同体通过约定产生的，与对象之间不具有相似性，其所传达的意义也是一种抽象的观念，而文学却具有感性化和直观化的特点，怎样通过抽象的语言符号把事物直观地呈现出来，就成了文学写作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主要途径是把物形象化，也就是把物转化为感性的意象。近代文论认为这是一个通过意识把物在作家的心灵中再现出来的过程，现代文论由于受到语言论转向的影响，因此只关注作品的结构和意义问题，对于作品的产生过程则极少问津，以至于创作论的研究几乎成了空白。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引入符号学而不是语言学的视角来加以解决。具体地说，意象并不只是一种心理表象，同时也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与对象之间具有形态上的相似性，因此属于皮尔斯所说的像似符（icon）。像似符在绘画等造型艺术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文学写作中则是潜在的而不是显在的，只存在于作家的意识行为中，因此作家的写作既是一种符号行为又是一种意识行为。作家在意识行为中运用想象对对象进行加工，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对象的感性特征，如同画家在想象中作画一样，在心灵中孕育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不过写作毕竟不同于绘画，作家的构思无论多么充分，最终还是必须把意象转化为语言，也就是说要把像似符转化为规约符。这种转换的关键在于，当作家用语词来对自己在心灵中所构想的意象进行描绘时，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其具象性和直观性。因此，作家就必须有意识地弱化语词这种规约符的抽象性，强化其具象特征。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这就要求作家对日常语言的符形进行改造，比如改变其语气、语调和节奏等等，创造出新的语音组合形式，比如在诗歌中让语句之间能够押韵、对仗等等；尽量避免使用抽象的概念化语词，选用指涉具体对象的专用词语；激活日常语言的隐喻特征，或者创造出新的隐喻，如此等等。通过这些德曼所说的修辞化手段，文学文本尽管变得不再透明，但却恰恰使得物以直观的方式得到了鲜活的呈现。
（作者：苏宏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